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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书画鉴定中的「疑难杂症」

   日期:2019-04-03     浏览:9    评论:0    
核心提示:  ;2010 年10月,此时被认为是伦勃朗线 年经过对伦勃朗画作完整地审核,现存伦勃朗之作线 幅  书画鉴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,

  ;2010 年10月,“此时被认为是伦勃朗线 年经过对伦勃朗画作完整地审核,现存伦勃朗之作线 幅

  书画鉴定是一个古老的话题,大多属于个人行为,有组织、有目的的鉴定在历史上也不只发生过一次。例如清乾隆朝借《石渠宝笈》诸书的编纂,对内府所藏书画进行编目、鉴定。但参加的大臣们肯定会仰承圣训,而且诸臣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画鉴定家,大多做案头工作,以致录入了相当数量的伪作。

  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》二十四卷为主要成果。此书收录了20117 件作品,制作了35700 幅图版,是一部集我国内地现存古代书画作品之大成的图典。

  依本人近年来的研究实践,体会到对于古代书画的鉴定,依旧任重道远,至少在两个方面依然需要重新审视。其一是迄今被认为是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家名作,却并非是无懈可击的书画珍品;其二是一些书画家的作品,已被揭示出为其子弟、门生代笔,或有干脆仿伪其书画的现象。

  这里所说的仿、代者的仿作,是专门精研一家并用“自由创作”的方式予以仿书、仿画而出,颇能混淆人们的辨识。

  上述是源于鉴定实践中的一些感受,下面简述近年来在鉴定研究中的一些案例。宋乔仲常《后赤壁赋图》

  依《石渠宝笈》一书《凡例》规定,凡“上等”书画应钤加乾隆帝的六玺,而此卷只有嘉庆、宣统二帝印玺。

  赵德麟书跋判断,该作并非乔仲常的原作,很可能是以摹伪本偷换了乾隆内府所藏原件。

  其章草书《急就章》卷为清宫旧藏,一向被认为是其章草书的唯一传世之作,并在元代书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该卷书款:“大德三年三月十日为理仲雍书于大都庆寿寺僧房。”

  邓文原能于授官之后再去大都,应为大德五年任翰林文字一职时,也就是说,他不可能在大德三年到北京的庆寿寺写下此卷《急就章》。此外,书在本幅同纸上的元石岩、杨维祯、张雨三跋,经鉴验书法、印章等,也非真迹,即主要辅证反辅证其伪了。

  元明人七家诗题,又分别见于明赵琦美《铁网珊瑚》卷十八中《竹木秀石图》后的十一人题记、明朱存理《珊瑚木难》卷六中《竹树秀石图》后十人题记、清吴升《大观录》卷十七中《古木石岩图》后六人题记。其中王璲一诗题,又重见于《大观录》所记倪瓒《古木幽篁图》的题记中。

  以《石渠宝笈》诸书的《凡例》规定,其钤加“淳化轩”一印,应与“淳化轩图书珍宝”一印连用,且该印经比鉴亦为仿刻。此外,该图所钤明项元汴、清吴廷诸藏印,均可鉴为伪印。对该图再审视时,其所画景物形态以及笔墨欠缺之处,也就一一显露出来了。题跋、藏印本是鉴定中的辅证,但如果仅鉴阅其书画本身,大概就难以得到共识,或者说对倪瓒绘画的认识还有一定的“模糊度”。

  相关文献证明,赵孟頫自应荐赴大都后始终没有离开大都,何以能为其甥书《千字文》,并在至元二十四年(1287)三月于张景亮家乡杭州崇德一地再书题识,故此草书《千字文》卷当非真迹。

  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,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。”“松雪斋”为赵氏在吴兴家中的一处斋室,其在大都寓所中斋室名为“咸宜坊”。据相关文献记载,延祐三年(1316)时,赵氏在大都。如元王士点等修的《秘书监志》卷第六《秘书库》记,延祐三年(1316)三月二十一日有圣旨令其书写内府藏书画的签贴。这一官书文献所记,仅在《道德经》所书时间的前三天,因此,此卷《道德经》在松雪斋中所书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  赵孟頫为其甥所书草书《千字文》被认为是赵氏早期草书代表作,《道德经》则是其小楷书代表作,似乎是其书法的标准之作,自然也应该引起对赵书真实面貌的再认识了。

  在上述赵孟頫、邓文原等书法的鉴考中,除款识中暴露出的考据硬伤外,还有一些鉴考中的信息让人觉得它们并非孤例,可由此及彼地牵涉另外的宋元书画作品。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梁楷《右军书扇图》

  邓文原章草书《急就章》后的石岩隶书跋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燕肃《春山图》后的石岩隶书跋,书法的形态、特点一致,也必是同一人所仿书。

  古相郑权”一诗题,抄袭的是元成廷珪题《玉岩上人溪山野趣图》的诗句,可证这些仿书名人书题作伪手段的一致性。

  邓文原《急就章》所书章草,与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赵孟頫《急就篇》所书章草“有些接近”。

  道衍(姚广孝)的长跋,在赵书后道衍题跋中,称其见过邓书《急就章》云云,因此两书之间,不仅书法“有些接近”,又同为道衍所见、所跋。

  然据《明史·解缙传》,他在永乐元年时任侍读学士,次年才升任翰林学士,则此跋必伪。在解缙书跋的前六天,即永乐元年(1403)六月十九日道衍的书跋怎么可能为真迹呢?因此,道衍的两跋,将邓、赵两人所书《急就章》联系在一起的同时,也就把伪石岩隶书跋、伪道衍跋与上述书画作品联系在一起了。

  沈荃一跋,跋称曾在董其昌家中见过赵孟頫《六体千字文》卷;但董其昌卒时,沈荃年仅13 岁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赵氏《六体千字文》一卷,有董其昌一则书跋,徐邦达先生已鉴为伪书,亦有沈荃一观跋,时间是顺治十一年(1654),董其昌已卒去18年,暴露出沈荃二跋间的问题。

  赵孟頫《急就篇》卷尾沈荃跋(左图);赵孟頫《六体千字文》卷尾董其昌、沈荃跋(右图)

  赵氏《六体千字文》卷前明崇祯十五年(1642)韩逢禧书跋称,此卷是“孟礼世翁”所藏,卷后沈荃之子沈宗敬称“此卷为太仓所进”,即指清初王时敏进奉清内府,卷前隔水正钤有王时敏二藏印。此卷原藏者的不统一,同样暴露出该卷明清人书跋、藏印的拼配、伪托的问题。

  陆士仁的篆、隶、楷、草的《四体千字文》卷与之比鉴,发现所书《千字文》的文字全同其书法的一律和相似,故得出初步结论:赵氏《六体千字文》为陆士仁所伪。至于该卷明崇祯以后的诸人书跋,皆应是陆士仁身后事,即先有此卷,后补配真伪相间的跋文。

  赵孟頫《六体千字文》后款识说该卷是“延祐七年秋九月廿四五日”所书,小楷书《道德经》也是“廿四五日”两天所书,是偶然的巧合吗?

  上海博物馆藏元揭傒斯《真草二体千字文》卷款书:“元统二年岁在甲戌秋九月,翰林直学士揭傒斯临。”

  陆士仁所伪的讨论。这些疑点往往被人所忽视,是因作伪者无知造成的吗?不是,而是作伪者用这种既能迷惑人,又露出破绽的手段,来掩饰其作伪的虚怯心理。

  松雪行斋”。前面已讲过,松雪斋为其家的一处书房或斋室,并非他处寓所、别墅,何称“行斋”?其实也是故露破绽。再如,曾见于刊本的赵氏为焦彦实

  右文敏赵公《四体千字文》,惜不见司马子徽《五体书道德经》,较此何如也。”司马子徽即唐代道士司马承祯(655—735),《旧唐书》记,唐玄宗命其“以三体写《老子》经,因刊正文句,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言”。同为道士的张雨,大概应知道此刊定道家经典之事,正如元袁桷《寄伯雨》诗中句:“已从司马求真箓,更为通章九老君。”“箓”即道教秘籍,故“司马”当指司马承祯,那么“三体”“五体”《道德经》的一字之别,会是一时的误书吗?

  当然,这些似是而非的作伪手段是较普遍的现象,我们辨其伪,或怀疑这些作品的真实性。但若将其指向陆士仁所伪,还须进行作品间的比鉴。如果我们将陆士仁的《四体千字文》,与上述赵孟的《六体千字文》《四体千字文》《行书千字文》以及清安岐用来比鉴赵氏《六体千字文》,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俞和《篆隶二体千字文》等作品加以比较鉴别,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一致性,或者相似之处。

  从逻辑上判断,陆士仁所书虽有赵孟頫书法的遗形、遗意,但绝不能有那么多的赵书反类似陆士仁,否则,赵氏书还能被称为“赵体”吗?

  至此,这些比较似乎让人惊心,但何以会有这些宋元书作如此相像,反之则是它们应该不会如此相像。陆士仁为文徵明弟子陆师道之子,以往曾发现其专门伪作文氏书画,并偶然揭出其伪作元揭傒斯的《真草二体千字文》,难道他不会再仿伪上述书画家的作品吗?

  书法精工,摹唐宋名迹,几欲乱真,亦昭代之李怀琳也。”李怀琳正是唐代作伪高手。陆广明的书画作品存世很少,不能像其父一样,还可以认识其书画的本来面貌,但也不排除其父子二人合伙伪作书画,甚至不能排除他们有着一个更多人参与的伪作班子。以上列举的宋燕肃《春山图》、梁楷《右军书扇图》及邓文原《急就章》,三作有着为一人所书的三段元石岩伪题。当我们将邓文原、赵孟頫诸本章草书,其作伪者指向陆士仁父子时,并不能认定《春山图》《右军书扇图》的伪画也一定为他们所伪;况且,《春山图》是将一幅残缺的旧画,伪加燕肃名款而成。值得注意的是,上述诸书画多有收藏家项元汴藏印,而最早的收藏记录又均在明万历年间,即均发生在书画作伪最盛的明末时期。

  本文所引题为《艺术品鉴定:一项并不精确的科学》的报道,所谓“不精确”是因为“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一件艺术品是艺术家本人的作品,还是其工作室或弟子、追随者的作品——即使是有艺术家的签名

  中国书画鉴定同样有此困惑。徐邦达先生说,他搞了一辈子书画鉴定,不只是要谦虚,而是越搞越“心虚”,那是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。

  如何做到鉴定中的精确,大概绝非某时、某人、某种科学技术所能做到的,只能在去伪存真的实践中逐渐前行。就此勉为谈两点看法。其一,类似西方绘画中,一些大师的画作多由其工作室、弟子、追随者仿作完成,即使有大师签名,亦为鉴定难点,此类现象在中国古今绘画中也很普遍。

  薛怀不仅为其代笔,也会仿伪其书画。本人近年来研究发现,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文博单位,其所藏边氏书画中均有一定数量的薛怀伪作。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,凡著名、知名书画家,其弟子、门生、追随者,甚至他们相知的朋友,都有可能成为其书画的仿伪者,大概比伦勃朗画作的现象更为复杂。

  由此引发出的思考是:其一,一些被鉴为伪迹的、被普遍当作资料的赝品,在书画鉴定中其价值、意义不亚于珍品书画,它们所别具的书画面貌、书法中的文字、显示出的作伪方法以及与传世书画间的某些联系,均有举一反三的提示作用,让我们将似乎各自存在于不同时代、归属不同作者的作品联系起来,跨越了鉴定中惯常的比鉴范围,因为时代、作者限定不了作伪者。

  其二,上述案例表明,陆士仁只是用他娴熟的书法,来分别写出款署宋、元的诸家书法。

  由此引申出,一是曾经作为赵氏早期书法典型的作品,也就是赵氏早期书法风格赖以建立的标准作品,成为需要重新鉴别的作品;二是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虽然是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,但当一些赖以建立时代、个人风格的典型作品被质疑,甚至被否定,则所谓的风格或成空中楼阁,需要重新认定。

  他提出唐以前人席地而坐,执简悬肘而书;唐以前及一些宋代画家,是站着作画的。

  例如明人学马(远)、夏(圭)山水很多,但宋人笔法紧,明人笔法松;宋人笔触重,明人笔法轻,外貌似相似,总的效果都有出入。

  有一定传统艺术知识的人都知道,品评笔墨是中国画论和鉴赏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……笔墨的品评是中国美学宝库最富特色的和价值的部分之一,它有一套含蓄隽永,又恰当又模糊的语汇,有切入视觉形象的特殊角度。

  舍笔墨而代之以造型、结构、色彩等,大概很难鉴别出本文所论及的仿、代之作。

  徐邦达先生《古书画伪讹考辨》中将书画本身构成的“笔法墨和色、结构和剪裁”基本组织列为鉴别要素,其说与张珩同义。其三,《艺术品鉴定:一项并不精确的科学》中的说法,包括书画鉴定在内的鉴定学,也包括书画史研究在内的艺术史学,所谓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”。以伦勃朗画作为例,我们相信,在鉴别伦勃朗画作时定穷尽了各种方法,正如这篇报道中所言:“研究人员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,使用的技术越来越尖端。”结果是:“艺术品鉴定难鉴自身。”也就是说,没有一种所谓的科学方法,让艺术品的鉴定十足准确,这正是艺术不同于科学的魅力所在。

  书画鉴定所谓的科学方法,其主体仍然是传统的鉴定方法,依靠长期实践中培养起来的,富于审美经验的眼力,辅以其他学科的、检测仪器的种种方法,正如品酒师之于品酒,不能用仪器检测代替其口舌之辨。

 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书画史研究者、收藏家、流通领域的专业者、书画爱好者,不仅介入,且已成为某一书画领域、某一专题中的鉴定家了。书画鉴定研究队伍的扩延,必定提升我们时代的鉴定水平,必定将这古老而迷人的书画之学,在实践中逐步落到精准的实处。愿与同道共勉,完成我们应完成的阶段性任务。

  故宫博物院工作,先后任保管部书画库保管员、保管部副主任、研究室副主任、图书馆馆长、副院长等职,饱览故宫典藏的历代传世法帖名画,并师从徐邦达、刘九庵等博学硕儒、书画鉴定泰斗,继承了前辈以笔墨鉴别为主、各种考据为辅的传统书画鉴定方法。

  代笔、作伪作为其中的核心问题,便显得尤为突出重要。在肖燕翼的古书画研究道路中,凭借其过人的眼力、渊博的学识、鉴定的经验,揭橥古书画鉴定亟待解决的作伪、代笔等问题,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,堪可作为书画鉴定与研究的典范和案例,滋养后辈学人、同道。

  陆士仁等人;王时敏等系列作品的鉴考,又将作伪人指向了王翚及其弟子或再传弟子。此外,还对一些传世宋元“孤品”书画作品作重点鉴考,以多种证据揭示出作品中存在的问题。

 
标签: 字画鉴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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